作为诗学语言的“阳刚”

发布时间:2022/01/07 来源:本站发布 点击量:

  “阳刚之气”究竟是什么气?我们已经有很多讨论了。这个词好像我们最熟悉不过,但人们用它主要来指人的某种气质或某种人的气质,也许是比较晚近才呈现的。
  从词义的开展与应用规模的变化来看,“阳刚”大体上阅历了从哲学言语,再到诗学言语,再到日常评论人的形象气质的言语的开展过程。
  从先秦诸子到程朱理学家,他们口中的“阴阳刚柔”,意义或许发生了一些变化,可是大体上跑不出哲学的范畴。在“六经”之首《周易》中,在提倡“阴阳合德”“刚柔相推”的基础上,更崇尚阳和刚,但不拥护“极阴”和“极阳”。推重“阴阳和合”的中和之美,是中华传统美学的主基调。这在《中庸》里有鲜明的表现:“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。”
 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,则把“刚柔阴阳”比之于君子和小人,其尊阳抑阴的倾向则更为显着。朱熹以为,《周易》的底子在于“尊阳抑阴,进君子而退小人”。朱熹弟子李孝述论说人之气质与阴阳二气之间关系:“窃疑清浊以气言,刚柔美恶以气之为质言。清浊恐属天,刚柔美恶恐属地。……盖清浊美恶似为气质中阴阳之分。”在程朱理学家那里,阴阳、刚柔、清浊都有着显着的优劣之分。
  把“阳刚”“阴柔”拈出作为诗学言语而发扬光大的是清桐城派散文我们姚鼐。我国传统诗学有将文学分为两类的传统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:“文以气为主,气之清浊有体,不可以力而致。”“气分清浊二体”,被童庆炳先生以为是我国文论以刚柔论风格之始。南宋严羽《沧浪诗话·诗辨》将诗篇风格分为“沉着痛快”和“优游不迫”两大类。钱锺书《谈艺录》论“诗分唐宋”说:唐诗、宋诗,亦非仅朝代之别,乃体魄性分之殊。天下有两种人,斯分两种诗。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拿手,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。
  西方也将文艺作品风格分为“崇高”与“美丽”两类,尽管不能简单比之于我国的“刚”“柔”,但把文艺作品简单分为两类的做法是相似的。
  姚鼐本《周易》“阴阳”说以及程朱理学的相关概念,提出“阳刚”“阴柔”两种文章风格:“吾尝以谓文章之原,本乎天地。天地之道,阴阳刚柔罢了。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,皆可以为文章之美。”(《海愚诗钞序》)他同时不拥护极点的文学风格,以为“糅而偏胜可也;偏胜之极,一有一绝无,与夫刚缺乏为刚,柔缺乏为柔者,皆不可以言文”。他所爱崇的欧阳修、曾巩,“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”。但在阳刚与阴柔二者间,姚鼐更推重“阳刚”,他以为“文之雄伟而劲直者,必贵于温深而徐婉”。
  有意思的是,姚鼐自己的文章被公认以阴柔美见胜。还被曾国藩批评为“惜少雄直之气,驱迈之势”。这种文艺创作实践与诗学理论的误差,还让人想起同是清代文坛我们的王士祯。在他身上存在着个人诗学兴趣与诗学评价方面的抵牾,成为三百年来文坛聚讼不已的一段公案。
  以“神韵说”而闻名的王士祯,以他的减弱悠远的诗学兴趣来说,王维、孟浩然一派当为诗中最高。可是在清代诗坛,以“沉郁顿挫”诗风见长的杜甫被推为最高,已经形成一种强大的共识。据赵执信在《谈龙录》中说,王士祯“酷不喜少陵,特不敢显攻之”。作为其时诗坛领袖,王士祯尽管自己喜欢减弱的“神韵派”诗篇,可是在公开场合还是以杜甫为尊的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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